评李振英《中西医结合点之研究》

　　　　●“病证结合”只是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中西医结合研究应当自觉地充分地运用现代医学，特别是病理生理学的原理及整体医学的思想，从理论上阐释“证”的本质，探究“病证结合”模式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疾病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出现的“病理过程”与“证”是同一病理生理学变化内外相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

　　　　●在中西医结合诊疗中，“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将促使辨证论治自觉地趋向有序状态，实现“病证结合”、“病证同治”的“个体化”治疗原则。

　　　　2010年12月，李振英医师历27年之功完成的《中西医结合点之研究》一书已经由兰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笔者作为本书的审订者，感到无比欣慰。

　　　　从病理生理学入手

　　　　将“病证结合”研究模式引向深入

　　　　回顾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历史，从晚清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程。早期的“中西汇通”学派，尝试着沟通中西医学，是中西两个医学理论体系的整体碰撞，在中西医结合的初创阶段，起到了先导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医学界启动的中西医结合系统工程，虽曾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大段时间内跌入低谷，但仍不失为人类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其间，主要开展了中医“证”本质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特别是在“证”的病理组织学改变上取得了共识，从而探索了“证”的病理组织学改变、生化改变、超微结构变化，以及分子水平上的变化等特征。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形成了“病证结合”的模式。这一模式，虽然已经深入到西医的“疾病”和中医的“证”这样两个基本概念和临床医学的认识单位，开创了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从不同层面与侧面破译中医理论的先河。但是，我感到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还没有从局部破译进入到整体结合的理论探讨阶段。正如我国著名中医病理学家、中西医结合专家匡调元教授早已指出的那样：“‘病证结合’只是中西医结合的初级阶段，要使之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就应强调患病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强调机能、结构、代谢的统一性。”笔者也认为，为了将中西医结合研究推向高级阶段，应当自觉地充分地运用现代医学特别是病理生理学的原理及整体医学的思想，从理论上阐释“证”的本质，探究“病证结合”模式的病理生理学基础，为中西两种医学在理论上的整体融合开拓新的思路与方法。

　　　　“病理过程”与“证”

　　　　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学特征

　　　　在该书中，作者认为中医有必要将西方医学分析还原论时代以至系统论时代的研究成果拿来为我所用。认为主要“证”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就是“病理过程”，“证”的本质就是“病理过程”所包括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病理过程”是患病机体在疾病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一系列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证”则是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异常表现的综合。疾病过程中不同阶段所出现的“病理过程”与“证”是同一病理生理学变化的内外相关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

　　　　“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的理论依据主要是“病理过程”与“证”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学特征：一是都无特异性。“病理过程”与“证”本身无特异性，但却是构成特异性疾病的基本组成部分；同一个“证”与“病理过程”，可出现于不同的疾病之中，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又可出现不同的“证”与“病理过程”。二是均呈横向发展。“病理过程”与“证”横贯于数以万计的不同疾病之中，以其共同的、成套的规律性组合，反映着机体内在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以及疾病过程中的症候群、综合征。三是同属治疗单位。“病理过程”是西医确定治疗原则的主要依据；“证”则是传统中医确定治疗原则的唯一依据。“病理过程”与“证”结合，为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的科学有序性及个体化治疗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四是皆具层次性。“病理过程”具有整体的、系统的及细胞与分子的层次之分；“证”具有由表入里，由经络达脏腑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不同的临床思维层次。五是数量都有限。中医和西医临床面对的病种繁多、类型不一、病期各异，各有其特殊性，但所需处理的主要是一些数量有限的“病理过程”及与之相关的“证”。

　　　　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

　　　　建立一个新起点

　　　　笔者认为，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所建立的“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假说，为“病证结合”模式找到了“疾病”与“证”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病理过程”。该书作者认识到，中医在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则未能建立起近、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疾病”的概念，这一“历史空白”，使其缺失了“病原学”与“病理学”的支持，而“疾病”概念的形成则是作为主体医学的西医的主要标志。因此，在“病证结合”模式中，必须抛弃“以证为主、以证带病”的思路，而代之以“以病为主、以病带证”的思路。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李振英对《伤寒论》、《温病条辨》和《金匮要略》中主要病证的概括与现代分类，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一件事，这种大胆的尝试是一个创举，也是该书的一大亮点，不仅为中医“证”的研究，也为“病证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与条件。笔者也认同该书对假说的学术意义的如下表述。

　　　　一是有利于促进中医“辨证论治”的客观化、规范化，为循证医学在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落脚创造条件。从理论上讲，有什么“证”，就会有什么“病理过程”；有多少“证”，就会有多少“病理过程”；没有无“证”的“病理过程”，也没有无“病理过程”的“证”。“证”的客观化、规范化，旨在追求“病理过程”与“证”结合的自觉性，“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实质是“实验医学”与“经验医学”结合，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结合，也是运用现代医学科学理论对中医“证”的诠释与提高。在“辨证论治”中，只要能够着眼于“证”所赖以产生的病理生理学变化，就可以克服自发自组织过程存在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辨证论治”的随机性、随意性与主观臆测。

　　　　二是更有利于实施科学有序的“个体化”治疗原则。数量有限的“病理过程”与其相关的“证”，在中西医结合诊疗中，统治着万千感染性疾病和非感染性疾病，作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共同靶点，彰显着中医整体调节的卓约效能以及现代医学的最新理论与诊疗技术。在中西医结合诊疗中，“病理过程”与“证”结合，将促使辨证论治自觉地趋向有序状态，实现“病证结合”、“病证同治”的“个体化”治疗原则。

　　　　总之，在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领域，该书称得起是一部思路新颖、见解独到的原创性论著。匡调元教授曾预言：“在‘病’与‘证’的交叉点上存在着一个大‘缺口’”，“如果能够设法把这个‘缺口’从理论认识上和物质基础上填补起来，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则将有可能把‘病’与‘证’完全地统一起来，或许还能找到一个新的规律。”对于这个预言，笔者看到在该书的上、中、下三篇中都给出了解答。笔者甚至认为，这项研究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现代医学的“病理过程”所包括的病理生理学变化成为“病证结合”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研究将为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建立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