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因素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

汉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因素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影响：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和成果，在反映一个民族的思维成果时必然会带上该民族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烙印，这种深层次的心理文化烙印体现在语言上，便形成了这种语言的特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一部分，汉语语法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汉民族的心理文化的熏陶。

历史上，汉民族作为一个长期自给自足的农耕民族，长久以来生活在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饶的中原地带，缺乏严酷的外部自然及社会环境，这就为造就汉民族“温和、务实、简约、谦逊”的民族性格奠定了物质基础，且汉民族格外重视血缘纽带，遵守伦理道德。“这种性格协同汉语重意合的特征造成了汉语语法结构在意达条件下的大量简省。汉语的词类免去了繁杂的形态变化，汉语中词的功能、词语的搭配、句法成分的位置，也因此而变得非常的灵活和自由。”[1]

另外，汉民族格外信奉“中庸之道”、讲究“变通之法”的为人处世原则、个体价值观念体系，也对汉语语法的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思想文化上更是坚定地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汉民族的人们在掌握社会话语权的士人阶层长期引领下，在潜移默化中绝对信奉“中庸之道”、讲究“变通之法”的为人处世原则、个体价值观念体系，信奉“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凡事留有后退、斡旋的余地，讲究“中不偏庸不易”的中庸之道。同样，这种思维习惯也会全面地反映在语言符号系统中，使得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即使是批评）尽量含蓄、婉转，保留一层“窗户纸”，不把话说透，而留给听话者自己去揣摩、领悟。同时，汉民族又是一个极其讲究“圆润、变通”的民族，任何落到纸上的制度、规范对相当一部分掌握社会绝对资源优势的汉民族人们来说都是“一纸空文”，“人治永远胜于法治”。这种个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体系反映到汉民族语言符号系统中，就不得不让说出的话“模糊、含蓄、减省”，给“人治”留有充分斡旋、变通的空间，显示出汉语语法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