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思想体系

　　中医理论思想体系在十分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许多著名的医家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不少学术观点和见解，并因之而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和思想争鸣，在诸多的学术争鸣中，朱丹溪和张景岳是其中争议最激烈、影响最大的一对学术流派，很受后世医家的重视。其朱丹溪的学术思想主要注重于阴血，提出“阴不足而阳有余”的著名学术观点，并认为“湿热相火为病甚多”，主张“滋阴降火”的治疗大法；张景岳则认为阳气是人身之“大宝”，注重于阳气。力倡“阳常不足，阴本无余”之论，主“温补”之法，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观点据理反驳评说。当时的医学界和后世医家对于这两种学说的认识往往不一，有褒朱贬张者，亦有褒张贬朱者，因之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分析两者形成的因素时，众说纷纭，认识各异。笔者根据两者争议的焦点结合学习中医有关理论和资料，则认为朱张两种学说的形成与时间、空间造成的差异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空间造成“南北之争”

　　朱丹溪系浙江义乌人，一直生活于南方，张景岳世居四川绵竹，虽生于会稽（今属浙江绍兴市），但13岁随父至北京学医，后行医于北方40多年，57岁方返故里，可见绝大多数时间生活于北方，由于朱丹溪和张景岳各自生活环境与地理位置明显不同，因之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医的重要指导思想是整体观念，即认为人和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人的各种生理活动受着自然界的影响。因之而引起相应的生理病理反应如《灵枢·岁露论》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既然人和“天地”是相参相应的，故中医认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不同的气候特点又可引起不同的生理病理反应。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南方生火，火生热。”“北方生水，水生寒。”《素问·异法方宜论》还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列，……脏寒生满病”，“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病挛痹”。可见南方多火、多热、多湿、病多挛痹，与朱丹溪“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的学术观点基本一致。而北方多寒冷，多满病，寒为阴邪。易伤人阳气，故阳虚之证必多见，又与张景岳“阳常不足”的观点基本相符。近代有人为此学术之争作地区病理体质调查亦证明：南北人群病理体质确有极其显著地差异（P<0.001），即南方多阴虚兼热象，北方多阳虚兼寒象：明代医家孙一奎亦认为，东恒北人，故著《脾胃论》以补中益气，升阳散火为主治；朱丹溪南人，故创“阳有余阴不足”之说。朱丹溪自己也说：“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生。”可见他们的学术观点都是基于南北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同病理基础产生的。

　　时间造成“岁运之争”

　　朱丹溪生活于公元1281年~1358年，张景岳生活于公元1563年~1639年，两者相距近300年，其不同的生活年代又有中医运气学说的所谓“岁运”气候的特点，故而影响了各自观点和学说的确立。明代陆九芝发挥内经五运六气学说，在《世补斋医书》中提出“六气大司天论”，把六十年作一环周，认为每一环周都有各自的司天、在泉所主，从而构成这一阶段的气候总趋势。据考朱丹溪所生活的公元1324年~1384年，属于六气大司天论的少阴司天、阳明燥金在泉的火燥运中，火燥运的气候特点：炎热、干燥、清爽，故朱丹溪所在年代，必以燥、火、热病邪引起的病症为多；张景岳所在公元1564年~1623年，为太阳寒水司天、太阴湿水在泉的寒湿运中，寒湿运的气候特点：寒冷、潮湿。故其所实践的临床患者，必以寒、湿伤阳引起的“阳虚证”为多见。这些岁运气候总趋势的截然不同就可成为他们学术观点形成的又一因素。无独有偶。清代徐大椿是反对“温补”派的代表人物，其所在1684年~1743年又恰好同张景岳同处一寒湿运中。均说明其各自学术观点的确立都要受岁运气候的一定影响。对于运气学说的科学性近代有人研究后证实，“所揭示的气候周期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有一定的物理意义，其规律与气候变化关系基本相符合率在70%~80%以上。

　　社会造成“历史之争”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现代医学认为社会因素在人类健康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年代和社会背景可造成不同的社会流行病，从而会影响人们对于疾病病因病理的不同认识。朱丹溪生活于元朝中、末期，当时的元朝，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官吏贪婪，人民苦贫。土地兼并使人民无地可种，瘟疫、旱灾使饥民、流民倍增，且以朱丹溪所在江浙地区最为严重。饥饿、劳役、奔波使之气血乏源，阴津耗伤，故阴虚火旺证必多见。而张景岳所在的明朝末年，国贫民穷，尤其是北方，地广土瘠，赋税繁多，地主剥削严重，加上灾荒连年，人民饥贫不堪，如1628年的延安府，八、九月间人食山间蓬草，至十月蓬草尽，食树皮，年终树皮尽，挖掘山中石块充饥。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可见饥饿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中医认为饮食是人体气血的主要来源，“人受气于谷”，“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所以人无谷养，必气虚、血虚。气虚易生寒—阳虚；血虚易生热—阴虚。故张景岳所诊疗的对象必以阳虚、阴虚和阳虚俱虚的体质为多见。可见他“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立论又与所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医许多著名医家的学说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如李东恒生活在中原战乱时期，人民颠沛流奔。饥饿、劳役等病因损伤脾胃严重，所以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著名论点。明末吴有性出生于饥荒战乱，疫病大量流行的时期，故著《温病论》提出了“戾气学说”，均说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产生特定的学说和论断。

　　结语：由此观之，丹溪景岳的学术之争与地理、岁运、社会三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南方气候炎热、多湿、又有火燥运气侯和人民饥饿流亡奔波的历史背景，必热上加热，虚火内生。故朱丹溪提出“湿热相火为病甚多”的观点，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主“滋阴降火”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北方气候寒冷，又有“寒湿”运气候的影响和人民以饥饿为主要矛盾的社会历史背景，必寒上加寒，故张景岳提出阳气是人身之“大宝”，倡“阳常不足，阴本有余”之说，主“温补”之法，亦是正确的。因此，可以说，丹溪景岳学说之争是由于这三种综合因素共同形成“时空差”而引起的。

　　故此，可以看出，丹溪景岳虽有截然不同的学术观点，但其阐述的观点与各自时空造成的客观现实都是十分吻合的。从这个角度我们认为，其学术观点都是客观而正确的。但其观点又只适应于各自时空条件，反之则不适应或不全适应，所以，又都是片面而机械的。当然，这种片面机械性责任并不在本人，而主要是由于历史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这就提示我们，在研究历代各家学说时，要作具体而细致的分析，要集其所长，弃其所短，在学习和继承祖国医学遗产时，更应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的态度出现，才能将真正有益于人类健康事业的知识学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