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医

　　　　近年来，有关“海派中医”的研究和讨论日益得到各界重视，特别在中医界，关注和研究海派中医的文章和著作逐渐增多，褒贬不一。为取得共识，有必要对其概念和特征作一论述。

　　　　海派及海派中医

　　　　海派

　　　　“海派”一词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缘起于对上海文化现象的指代，系相对于京派而言，代表了不拘一格、不泥传统、别开生面的一种思潮。海派，简而言之，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地域概念，特指上海地区；二是蕴涵着像大海一样广阔博大，汇纳百川，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变化创新的精神内质和风格特色。“海派”称谓的内涵非传统观念诠释下的“流派”概念，而是从更高层次和更宽泛范围角度，对一种特有文化现象的高度概括，即指在近代城市崛起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地域性文化类型和精神特质。而“海派中医”只是其在中医药领域的反映，故必然具备呈现“海派”特征的共性。

　　　　海派文化

　　　　所谓“海派文化”是指近代上海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现象。她是以古代吴越文化和明清江南文化为根基，在近代上海纷杂的移民文化的聚集中孕育发展，逐渐洗炼成为具有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创新性、扬弃性为基本特点的上海地域的独特个性文化。海派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宽泛，几乎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海派绘画、海派京剧、海派小说、海派建筑等，他们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也都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造就了中外合璧、百花齐放、流派荟萃、敢为人先、求新求变的风格特质，而上海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在海派文化之中孕育发展。海派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创造性、扬弃性和多元性等基本特征，在海派中医中也同样得到充分体现。

　　　　海派中医

　　　　海派中医是指在上海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以上海本土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群体、流派群体为代表，具有海派文化特征的，在传统与创新、包容与竞争、中医与西医的碰撞、抗争、交融中发展形成的上海地域性中医医学派别，反映的正是上海地区中医药形成、发展、斗争的历史以及创新和成就。她的内涵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地域特指上海；内容为中医药，包括医家、著作、流派、医疗实践、诊疗技术、医事活动等；性质为具有海派文化特征。她的外延则涵盖与上海地区中医药有关的各方面，如教育、出版、社团、企业、慈善、科研、管理等等。

　　　　海派中医并非特指某个具体的中医学术流派，而属于地域性医学派别的范畴，与吴中医派、孟河学派、钱塘医派、新安医学、岭南医学等地方性医学派别一样，所不同的恰恰是各自地域文化的特性和差异。

　　　　海派中医出现

　　　　是上海中医药发展的写照

　　　　海派中医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自身规律，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上海中医药发展的写照。

　　　　海派中医形成的条件

　　　　海派中医的形成和发展既有自身的内部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外部条件。内部因素主要包括历史渊源、中医药传统文化、医家群体及医家流派等；外部条件则指海派中医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特定的地区文化、社会因素、经济条件以及政治环境等的影响。

　　　　上海自古以来就名医荟萃，流派纷呈。根据地方志等文献记载，自唐至清末，有文献记载的医家不少于1000人，如陆贽、唐以道、何天祥、李中梓、刘道深、沈元裕、吴中秀、李用粹、王孟英等。有记录的医学著作约500余种，有相当名气的特色家系流派不下数十家。如有自南宋传延至今800余年的青浦何氏世医；有宋代徐熙开始一直传承至清代的奉贤徐氏世家；有自明初立派的上海龙华的张氏世医；有青浦朱家角传承二十余世的陈氏世医；有乾隆年间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的奉贤于氏眼科；还有享誉七宝一带的朱氏儿科、川沙的王氏疯科针灸、青浦的石氏眼科、嘉定黄墙一代的朱氏外科、独誇江南的松江王氏儿科等等。这些古代名医和医家流派长期以来的医疗实践活动及其经验积累为海派中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各地医家汇聚上海是海派中医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上海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则为他们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上海是个移民城市，自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一个多世纪中，上海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国内移民潮。在上海的移民中，就有如费绳甫、丁甘仁、夏应堂、周雪樵、汪莲石、丁福保、谢利恒、王仲奇、恽铁樵、包识生、余听鸿、曹颖甫、朱南山、祝味菊、王子平等一大批名医名师，他们在上海的医疗实践中，随着社会变革、科技发展、疾病谱改变，不断创新，形成新的学术特色。如丁甘仁到上海后，遇到烂喉痧流行，他诊治不下万余人，使他在治疗烂喉痧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又如祝味菊学成于四川，他的临床特色是善用温阳振奋之药。到上海时，正值中西医开展激烈论证，这对他后来的主要学术思想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使他成为中西医汇通派的重要成员。再如石氏伤科，虽发轫于无锡，但自光绪年间后世代在上海发展，其第二代传人石晓山在继承父学的基础上又兼学针灸、外科等，在民国初年的上海战事中担任救护总队队长，救治伤员无数，积累了很多新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学术理论上将薛己“十三科一理贯之”之说运用于伤科，形成了石氏伤科的重要学术思想，从而奠定石氏伤科的学术地位。而后，其子石筱山、石幼山相继又进一步在理论和实践中发展了石氏伤科，使石氏伤科成为沪上八大家之首、海派中医伤科学术流派的标志流派。

　　　　海派中医的文化特质

　　　　近代以降，直至整个民国时期，既是上海城市化发展的快速阶段，也是海派文化形成和海派中医发展成熟的时期。海派中医所具有的开放包容，和而不同；鼎新而变，不拘一格；锐意创新，领风气之先的特质，与上海近代以来城市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背景密切相关，也与海派文化的特征一脉相承。

　　　　上海的中医，特别是名中医有半数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带来了不同的医疗作风、诊疗技术、理论见解以及用药习惯。当这些医家在上海开展各自的医疗活动时，就被上海所特有的海派文化氛围所包含，并逐渐融汇进去，成为一个大家族——上海中医群体。在相互的碰撞、融汇、交流中，他们有所交融，兼容并存，同时仍然各自保留着自己的基本特点，以不同的学术特色和诊疗优势展现于世。这就是开放包容，和而不同的特质。

　　　　上海的都市化发展，使得无论是本土还是外来的医家都面临着患者人群的变化、疾病谱的变化、行医方式的变化等情况，这就要求他们必须适应这些变化，才能有自身的生存及发展。上海的各医家流派都在实践中摸索，在交流中学习，在发展中求变，寻求扬弃和创新，甚至对自身原有的临床特点加以改造重塑。这就是鼎新而变，不拘一格的特质。

　　　　海派中医的名医群体除了进行大量的医疗活动，推动创建了各具风格、疗效显著的医学流派外，还在上海特定的条件下，顺应时势，思考发展，革故鼎新，特别是在维护中医药权利、中医教育、出版报刊、创建社团、开办医院，以及中药创新等方面，创造了许多中医在近代史上的首创或第一，使海派中医成为近代领全国风气之先的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域性中医医学派别。这是锐意创新，领风气之先的特质。

　　　　“海派无派”

　　　　是说海派中医无派别之争

　　　　自2007年始，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上海市中医药学会每年联合举办“海派中医论坛”，迄今已召开过四届六次。在这个论坛上，上海的中医界和社科界学者们对海派中医展开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抒发己见，凝聚共识，已成为上海中医药界对海派中医进行深入持续研究的平台。在第一届海派中医论坛上，我国著名中医药学家、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裘沛然先生提出了“海派无派”的命题，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

　　　　所谓“海派无派”，前一个“派”是指海派精神，而后一个“派”指的是门户之见、门户之争。“海派无派”从词面上解释，是说海派中医无派别之争、门户之见，也无一家独大，而是海派中医之间互相各取所需、借鉴融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平共处。其实这就是海派中医开放包容，汇纳百川的特质，展现海派中医流派纷呈，摒弃门户之见，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广阔胸怀，也是上海中医界团结奋斗的象征。

　　　　海派中医具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与万物浮沉于生长之门”的气度，正是这种“和而不同”的气度孕育造就了海派中医各个流派间能够兼容并蓄，鼎新发展。上海中医历来就医家鼎盛，流派纷呈，清以前不说，仅民国以来，就有内科丁、夏、张、王、费、祝、何、陈等不下十数家，外科有顾、夏、陆、沈、杜等家，妇科有朱、陈、蔡、胡等八大家，伤科有石、魏、施、王等八大家，针灸有陆、杨、方、黄等四大家，儿科有徐、董、恽、钱、单等家，喉科有朱、马、张等家，眼科有姚、陆、范、于等家，林林总总不下数十家之多。这些著名医家流派，或为上海本地土生土长，或为全国各地迁居来沪，他们共同生活在上海这块土地上，虽有学术见解、诊疗方法、用药习惯等不同，但是通过相互间的交融、嫁接，创造了良好的学术争鸣氛围，有利于各流派自身的发展。

　　　　因此，海派无派是海派中医的特质所在，也是今后应大力发扬的一种精神。

　　　　开展海派中医研究的意义

　　　　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地域性医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中医学术的繁荣。当前对不同地域医学流派的深入研究挖掘、交流弘扬，可以提炼和宣扬各自地方性医学文化特质与特色优势，打造百花齐放的医学研究氛围。而研究海派中医的形成与发展，揭示海派中医的特质和精神，通过梳理它的发展脉络，还可以为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避免西化，保持本我，达到一次飞跃式的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我们相信，海派中医所展现出的精神特质和丰富内涵至今仍有其积极意义，也必将赋予现代中医新的活力。通过对海派中医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挖掘和发扬地方性医学的学术内涵和诊疗特色与优势；传承历代中医流派及名家的学术思想、诊疗经验、特色技术；研究宣扬海派中医文化特质和时代精神，凝聚群体力量，创新学术理论；不断提升海派中医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信心；有助于今天继承并发扬中医药的优秀传统，开创当前中医药发展的新进程。